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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一会议综述(上)】“新时代版权制度的国际化”分论坛顺利开展
2019年4月14日

本届知识产权南湖论坛分论坛一以“新时代版权制度的国际化”为主题,紧密联系当前形势下版权的国际化趋势,并结合前沿实务问题对相关内容展开深入探讨。分论坛一的研讨内容集中在人工智能、体育赛事、版式保护、广播组织权、计算机软件、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合理使用制度、版权国际化保护等热点版权问题,及时回应当前的版权发展趋势,深入浅出的分析有关版权的重点理论和实务难点。与会专家、学者着重对人工智能生成物、新型版权客体的版权保护、版权的国际化保护等内容展开细致探讨,交流国内外版权学术界的新锐思想。

 

第一节

第一节由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知识产权研究所所长刘华,知识产权出版社知识认证中心主任、编审刘睿主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院副院长肖志远,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张祥志担任评议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万勇首先就“功能主义解释论视野下的‘电影作品’”进行发言。万勇教授主要聚焦于电影作品的审判实践和立法问题并由此展开讨论。体育赛事是现当下版权界的热点问题。万勇教授从功能主义解释论出发,运用其深厚的理论功底,集中探讨了法院可否创设新的作品类型和“固定”的含义两个问题。万勇教授认为,通过直播传输体育赛事画面时,录制与传播同时进行,从而构成固定,符合“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的要求。从《著作权法》立法目的来看,在中国法的语境下,采取的独创性标准应当更接近于版权体系标准,而非作者权体系标准,体育赛事画面在选择和编排方面具有独创性。适用广播权的前提是存在作品,如体育赛事画面被认为既不属于电影作品,也不属于其他作品,对其进行网络直播不能适用广播权。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祥娟以“中俄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比较研究”进行发言。孟祥娟教授从音乐作品是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中俄音乐作品权利人享有的权利之比较、中俄音乐作品许可模式的比较等方面讨论了该问题。孟祥娟教授认为,音乐作品作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应该具备作品的构成要件才能够获得保护,中国和俄罗斯在法律中要求是一致的,作为音乐作品的权利人享有人身权和财产权,中国是以列举的方式赋予了权利人享有各项权利,俄罗斯是以专有权特指财产权并以列举使用方式赋予了权利人享有专有权。在音乐作品的许可模式上,为了解决权利人和使用人授权困难的问题,中、俄两国都采取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方式,但俄罗斯法律规定了延伸集体管理的形式。俄罗斯的立法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国托莱多大学法学院教授卢埃林·约瑟夫·吉本斯就“普通法的编纂:美国法律协会对版权计划的重申”进行发言。吉本斯教授首先阐释了法学专著对司法的影响力,他以尼默、帕特里、戈尔茨坦为代表说明了在美国,许多著名的案件都依赖于法学专著。随后,吉本斯教授介绍了美国法律协会的职能以及此次重述中的三种主要项目类型。重述主要针对法院,旨在明确制定普通法及其法定要素,并反映法院现在或可能由法院适当陈述的法律。原则主要针对立法机构,行政机构或私人行为者。代码是针对立法机构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制定立法法规。参与起草的两个重要主体分别是报告人,主任和副主任向理事会推荐顾问以及ALI成员所组成的成员咨询小组(MCG)。此次重述无论是在最高法院还是州法院都被多次引用,在各式论文中引用超过万次。接着吉本斯教授展示了20151ALI理事会批准的修订样式手册摘录版重述。最后,吉本斯教授强调了重述的重要价值和重述过程中包含的四个重要元素。首先是确定多数规则的性质,第二步是确定法律趋势,第三步是确定哪种具体规则适用面更广,第四步是确定竞争规则的相对可取性。

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宋红松就“纯粹人工智能创作的知识产权法定位“进行发言。宋红松教授从纯粹人工智能创作的版权法界定、纯粹“人工智能创作”的外表与内核、纯粹“人工智能创作”的知识产权架构等方面展开讨论。宋红松教授认为,纯粹“人工智能创作”结果虽然可以满足版权法上独创性表达的外在标准,但并不能符合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应构成智力创作的内在要求,因此应从观念上将其区分为数据和表达两个层面。纯粹“人工智能创作”结果的知识产权制度安排也应基于其双重属性进行架构。人工智能创作程序的所有者或使用者仅对数据层面的创作结果拥有类似商业秘密的权利,只有从数据中挖掘出具有市场价值的表达的人才能够对表达层面的结果拥有排他性弱于版权的特别知识产权。这不仅有助于防范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数据圈地”,也可以合理分配纯粹“人工智能创作”产生的版权侵权责任。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李杨就“版式专有权的客体及保护范围——关于著作权法第36条的解释论问题“进行发言。李杨副教授以问题引入,提出了版式专有客体是什么、是否以独创性作为保护的基础、版式专有权客体是否可以脱离出版内容进行独立保护、版式专有权使用权可否延伸到信息网络传播利益等问题并进行了深入探讨。李杨副教授认为,采取独创性保护会引起出版社与实际设计人权利归属的分歧、版式与装帧设计等概念混用等制度障碍,且这个做法是对英法等国立法的误用,因此版式专有不应以独创性要件为保护基础。随后,李杨副教授介绍了版式专有权客体与出版内容的关联性考察。无论是广义的图文组合版式还是狭义的印刷字面版式,李杨副教授认为其都无法脱离出版内容进行独立保护。最后,李杨副教授通过对版式专有权进行分析,认为其保护范围是一种二元结构,结合因特网条约和我国《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认为版式专有权是包括信息网络传播利益的。

郑州大学法学院讲师郭雨洒就“从国际条约到国内修法——广播组织权的保护“进行发言。郭雨洒老师从《广播组织条约》磋商的基本情况、我国《著作权法》修法相关条款的变迁、我国参与国际条约制定与国内修法应对三个方面展开探讨。郭雨洒老师指出,由于技术发展对制度重塑的要求、邻接权国际公约保护体系更新的需要而提出制定《广播组织条约》。《条约》在主体、保护对象、所授权利等方面仍然存在争议,没有达成共识。我国关于广播组织权的立法也存在保护对象不明确、权力内容狭窄、限制性规定不够具体等缺陷。最后,郭雨洒老师就该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在互联网环境下,广播组织权应当进行适度扩张,扩张的原则应当既维护广播组织者的权利、又兼顾社会公众利益。同时,广播组织权的既要与技术发展相适应、又不至于阻碍技术创新,既要与国际条约相接轨,又注重本土关怀。

 

第一节的尾声阶段,评议人肖志远副教授、张祥志副教授针对六位发言人的议题一一点评,对发言内容进行了总结深化,全面升华了分论坛一第一节版权制度国际化的主题思想。

第二节

第二节由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谢惠加,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梁志文主持。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现代法学》副主编黄汇,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彭玉勇担任评议人。

 

内蒙古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慧春就“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中的版权问题分析“进行发言。张慧春副教授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中的版权认知分歧、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模式的版权机理、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模式的构建、结论四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张慧春副教授认为,数字出版模式下商业出版与学术出版的发展模式出现分歧,原因在于对版权理念的认知不同导致发展模式的转变。数字出版的发展使得学术期刊的免费获取成为可能,并促成了开放存取出版模式的形成。目前来看,学术期刊数字出版领域内的开放存取模式已经成为趋势,开放存取模式的成功取决于通过版权许可实现利益平衡。《著作权法》需要一方面保护出版者一定期限内的营利能力,另一方面也要确保作者及公众获取作品的权利不受侵害。第三次《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对出版领域内相关条文的修改体现了利益平衡精神也符合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发展趋势。

上海交通大学助理研究员王杰就“共享经济视野下的合理使用制度的构建“进行发言。王杰助理研究员认为,我国目前讨论著作权限制问题时,更多的讨论了可预见性问题。虽然我国采取封闭式的立法方法,但是在实践中法院也有很多新的开拓,包括引入美国的合理使用四要素、转化性使用等。目前各国已经公认了应当增设一般性条款对著作权进行限制,对该制度的设计应该弹性化。这种趋势和科技发展有关。作品使用方式多样化使得多种既不损害权利人又又社会公益的使用行为出现,学者和法官倾向于将其界定为合理使用。但是我国现在列举式的立法无法达到包容性的目的,因此增设一般条款成为必然选择。王杰助理研究院建议引用合理使用四要素作为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在司法适用过程中,要强调转换性使用和市场损失概念。市场损失判断标准有交易成本和市场替代两种。王杰助理研究员主张,当使用作品的行为构成转换性使用时,应采用市场替代标准;不构成转换性使用时则采用交易成本来判断是否符合第四个要件。三步检测法作为一般性条款来构建合理使用制度限制时,其本质是政治妥协,是一种框架性、非适用性规范,存在适用上的障碍。而四要素评价法更偏向于实用主义路线,且四要素法符合我国制度理念,在实践中已经广泛应用,且其弊端可以克服,更具有适用性。

湖北金卫<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律师事务所主任、湖北省律师协会农村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袁音就“计算机软件法律保护之新对策”进行发言。袁音律师从实务的角度来谈计算机软件的保护,从计算机软件及其特点、理论通说、司法裁判分析、现有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以及新对策这几个层次进行解读。袁音律师提出,软件具有思想与表达混合难分性、作品与工具的双重一体性、表达形式的“闭源性”和技术的“开放性”、短生命周期性、难开发易复制性等特点。虽然我国在计算机软件立法保护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从实践的角度去看,现状并不乐观。在司法裁判中,法院大多采取实质相似加接触来判断侵权与否。在现有的著作权立法中,存在着没有保护软件的核心产权价值、没有保护软件的工业功能性使用权等问题。在现有的专利权立法中,存在着专利申请难度大难以独立完成、无详细的审查标准、维权难度大等问题。袁音律师针对该问题提出了两点新的对策,即根据不同软件核心价值的不同特征,将其放到不同的法域体系中采取区别对待的保护策略,制定专门的软件保护规范。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孙玉荣就“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进行发言。孙玉荣教授从人工智能的概念、人工智能发展历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分析、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主体等方面对该问题做出解读。孙玉荣教授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转化的阶段,因此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保护是必要的,这不仅是激励创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法律稳定性的需要。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分析,孙玉荣教授主张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纳入著作权法保护,认为将人工智能生成物性质从人类创作中心转变为人类受众中心,规定人工智能创作物为知识产权的新客体就没有背离著作权法的人格主义基础。至于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主体,孙玉荣教授认为人工智能本身无法成为权利人。而在创作主义、投资主义、契约主义中,契约主义更为符合我国国情。这点在在实践中也有体现,法官在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主体时多通过贡献度来判断。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院助理教授张南就“国际版权保护与国家治理——英国近代经验之借鉴”进行发言。张南助理教授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找出规律”的思维路径,对该主题进行介绍。最初,英国的版权制度起源目的在于保护出版商的利益,在1710年颁布了《安娜女王法》后才转变为对作者的保护。但是该法令中并没有规定对外国作者的保护。18381886年英国颁布的一系列国际版权法对英国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外国境内出版的作品提供了对等保护。在近代,英国遭遇到了诸如盗版书籍等国际化的版权纠纷,其采取是手段是建立国际版权规则双边条约的法案,即对给予英国作者版权保护的国家提供对等的版权保护。最后,张南助理教授总结了英国版权保护的规律,认为我国面对国际版权保护时,应当有国家力量的介入,同时立法也要审慎,在立法的过程中立法者的价值判断也尤为重要。

 

在版权制度的国际化趋势中,愈来愈多的新的版权的问题浮出水面,亟待解决,时代的快速发展对版权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次分论坛着重对人工智能生成物、新型版权客体的版权保护、版权的国际化保护等内容展开深入探讨,交流了国内外版权学术界的前沿思想,凝结了版权领域众多的研究成果,必将对版权制度国际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通讯:杨静怡

摄影:翟松成、程娅

来源:中南大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中国知识产权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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